刘邓大军为何决然千里挺进大别山？

刘伯承元帅领导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称得上是他一生中军事成就的辉煌时刻之一。之所以要发起这样大胆的行动，其根本原因还要追溯到当时解放区严峻的经济危机。以陕北为例，1947年突发罕见旱情，粮食产量锐减，入冬之后，无论是部队还是百姓的温饱都成了令人揪心的问题。旱灾之外，胡宗南部队对陕北不断发动军事打击，严重损耗了当地的人力物力，进一步削弱了解放区几年内的战斗潜能。

根据各项统计，陕北人口自1946年的150万锐减至90万，耕地面积也从1513万亩减少到1150万亩，粮食产量更是由5.49亿斤跌至2.7亿斤，物价暴涨数十倍，粮价更是暴增八十倍，整个区域已经濒临崩溃。因战事不断，军政机关脱产人员数量也翻了近三倍，达到17万人。

粮食始终是战争年代军队的立命之本。为求补给，边区政府只能提升农民赋税，但粮食愈发稀少、赋税却节节攀升，最后陕北农民已几近承受极限，生活陷入极度困窘。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不只是打仗艰辛，连基本生存都成问题。彼时辗转陕北的干部，每日仅靠两碗黑豆维持，长期饥饿甚至造成浮肿昏厥，令人震惊。

不仅陕北面临危机，其它根据地情况亦不容乐观。根据统计，当时所有解放区人口大约只有一亿，而且多在贫困偏远地区，兵员和物资供应捉襟见肘。假如不能突破经济上的困局，而蒋介石又手握三亿人口，控制大部分城市，还得到美国援助，一场持久消耗战下，解放区迟早将被拖垮。

蒋介石选择以经济慢性消耗作为战略，希望彻底拖垮解放军。对此，共产党高层则反其道而行将战火推向国统区，打乱敌方统筹，让国民党政府被战争重担拖累，解放区则借机调整、恢复。这一思路，要求解放军主力部队转入外线，尽可能吸引敌军于自身控制区外决战。

能胜任这类战略转移的有几支部队：晋冀鲁豫刘邓大军、山东陈粟集团，以及陈赓、谢富治所率兵团。当时刘邓大军所面对的敌军兵力相对较弱，具备挺进大别山的客观条件。1947年7月23日，中央指示刘邓集团集结休整，并要求在扫清沿途小股敌人和民团后，果断突破后方依赖，迅速南下，深入大别山区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根据地，并吸引敌主力，开展灵活机动的运动战。

彼时刘邓部队接连取得大捷，兵力达到12万，武器装备都获得充实。然而部队上下对于彻底舍弃根据地、千里外线作战仍存顾虑。孤军深入风险极大，一旦遭遇重挫，后果难以估量过往如黄巢流动作战、太平天国李开芳北伐、石达开西征，都曾以惨败告终。刘邓集团向中央回电，虽坚决拥护战略方针，却指出南下困难重重，如弹药几乎耗尽、俘虏未处理妥当、经费捉襟见肘，仅够半月军费，希望在内线再战两月以便准备充分。中央并未接受这一建议。

7月29日，中央再度回复，明确知悉部队困难，但指示仍要求十余天休整后，依原计划，初步依托豫皖苏、力求大量歼敌，两个月后再视情南进或直接挺进大别山。电报中特别强调，陕北已临临界点，如不能有效牵制胡宗南部，协助局势缓和，不久后陕北失守，连带着刘邓部队也将陷入更大困境。

这番电报虽语气温和，实则压力巨大。对刘邓而言，已不再是单纯的军事操作，更关乎战略大局、政治安危。中央和高层均在陕北，如果失守，整个革命事业面临巨大危险。他们最终不再争辩，回电表示将在半个月后出发，行军直抵大别山区。

1947年8月7日晚，刘邓部队正式启程。途中穿越敌占区和黄泛区，行动异常艰难，不得已将重武器丢弃。抵达大别山时，人均仅有步枪，后勤物资极度匮乏，包括军粮与棉衣在内一度告急。几乎同一时期，陈粟和陈谢两路大军也从东西侧南下，解放军攻势由此全面展开。从统计来因恶劣条件与敌人反扑，刘邓大军兵力从12万锐减到5.8万，战术层面损失不可小觑。

但战略意义才是关键所在。从全局来这次千里奔袭大别山，极大地扭转了解放战争的攻守态势。1948年8月，陈毅元帅指出，如果解放军与国民党主力在根据地死磕，消耗双方数百万人的物资，战局难以有突破。而刘邓率先反攻，把战争负担转嫁给国民党，使蒋介石原先的消耗计划彻底落空。

千里跃进大别山背后的深意，正体现在这一层面。刘伯承亲自指挥，推动了解放战争由被动转为全面反攻，部分缓解了陕北的经济压力。这一决策的光辉，不仅源自中原野战军对胜利的坚定信心，更得益于刘邓大军及全体指战员严守命令、毫不退缩的精神和对新中国理想的无比执着。

如此壮举，铭刻于战争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