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27 新闻动态 121
为永恒铭记的纪念，今日，我们共同缅怀毛主席！
井冈山道路，由毛泽东同志引领开辟，是一条蕴含着深厚历史意义与开拓精神的革命路径，其核心理念是农村包围城市、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这条道路的胜利开辟并非偶然，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智慧与努力的结晶。在探寻这条道路的过程中，强化党的纪律建设被置于首位。他们深刻认识到，严明的纪律是汇聚力量、保证行动协调一致的核心。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严谨的军队纪律，从日常行为规范到战斗纪律，每一项规定都细致周密。这些党纪军规犹如坚固的基石，为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支部连上，党领军队
1927年秋季，秋收起义遭受挫折之后，毛泽东在浏阳的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会上，他作出决策，将我军主力转移至敌人控制力较弱的乡村地区。然而，在转移的过程中，部队屡遭敌军的追击与阻截。至9月24日，当部队抵达江西省萍乡县的芦溪镇时，不幸遭遇国民党军的猛烈夹击。在此战中，总指挥卢德铭英勇牺牲，我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该排士兵无一逃亡。他对这一现象感到格外关注，并亲自调查其原因。经调查发现，该排排长及多数士兵均为党员，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党员们通过不懈的思想工作，不断激励士兵们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在他们的带领下，全体士兵均选择坚守岗位，无一人选择离队。
毛泽东深知共产党员在军队中扮演的中坚与骨干角色至关重要。1927年9月29日，当部队抵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时，毛泽东随即对部队进行了改编。改编的首要举措便是将党支部设立在连队，以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核心作用。他下令在各级别建立党的组织体系，在班组内设立党小组，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在营团两级设立党委，并在连队以上设立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书记兼任。在处理军队重大决策时，均需经过党组织的集体讨论并形成决议。此举措确保了军队始终紧密地服从于党的绝对领导。经过改编后的起义部队焕然一新，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提升。
为革命牺牲个人，积极投身阶级斗争，服从组织安排，严守党的秘密，永不背叛党的信仰。
在水口地区，党组织的建立标志着“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得以切实贯彻，为稳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坚实基础。随后，各连队相继成立了党支部，在党组织的有力领导下，连队的各项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推进，效率显著提升。
设立士兵委员会，重塑官兵关系。
三湾改编不仅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原则，更是一项开创性的举措——在连级以上单位设立了士兵委员会，此举旨在摒弃旧军队的陈规陋习，构建崭新的官兵关系。在连队中，每一名士兵都成为了士兵委员会的一员。该委员会的领导核心是士兵执行委员会，由经过民主推选产生的1名主席和7至9名执行委员组成。
士兵委员会职责包括：
首先，我们推行官兵待遇的平等化。严格禁止军官对士兵进行体罚或侮辱，并确保士兵在会议中能够畅所欲言，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即便是在讨论关乎战争等重大军事事务时，士兵也享有充分的参与权，得以表达个人的看法。在生活方面，官兵享有同等待遇，共同在大食堂用餐，服饰、饮食、住宿和交通的标准均保持一致。除非是伤病员，其他人员不得享受特殊待遇。
二是摒弃了雇佣体系。与往昔从军，或是为生计奔波，或是为求功名财富，今时今日，军队不再发放薪饷，却赋予广大士兵更深厚的归属感。士兵们多来自工农阶层，他们深切地意识到，他们所效命的军队，是真正属于工农兄弟的队伍。从军征战，并非为了追求官位或财富，而是为了为千千万万的工农大众谋求出路，助力劳苦大众实现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
三是强化部队纪律的维护。士兵委员会负责监督并管理部队纪律，处理各类违纪行为，并引导全体士兵自觉遵循各项纪律，涵盖群众纪律与军人纪律。曾有一例，红32团连长徐彦刚与部分干部参与赌博，由此引发了一些纷争，此行为被连队的士兵委员会察觉。委员会随即向红4军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进行了汇报。陈毅对徐彦刚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对其作出了组织上的处分。恰逢湘赣边界正在召开“一大”，陈毅决定对徐彦刚进行惩罚，令其站岗三天。众人目睹连长徐彦刚因违规受到处罚，自此之后，再无人敢以身试法，参与赌博。
推行官兵平等原则，士兵们首次体会到了当家作主人的自豪。在日常生活中，军官与士兵并肩作战，共度艰难困苦；到了战时，更是齐心协力，目标一致，激发出无与伦比的强大战斗力。
明确三大任务，强化军民联系。
“尽管我们已更名为工农革命军，挥舞着带有五角星与镰刀斧头图案的红旗，但部队的装束与旧时的军队并无明显差别。在民众眼中，旧军队的形象是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记得的是被强制征用、被迫劳作、无端遭受敲诈与虐待。每当‘丘八’出现，百姓便纷纷逃散，躲进山中。这充分表明了民众对军队的深恶痛绝与恐惧。”因此，要使民众真正理解工农革命军的本质，我们必须开展深入而广泛的群众工作，通过宣传起义部队“为工农大众争取解放”的革命宗旨，让群众认识到，这是一支与旧式军队迥然不同的新型人民军队。
1927年11月，毛泽东下令，由1团团长陈皓与1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部队攻克茶陵县城。部队进驻县衙，随即成立了茶陵县人民委员会。鉴于陈皓对施政管理缺乏经验，他将县政事务委托给了曾在北伐途中担任过短暂县长的谭梓生。然而，新成立的政府未能跳出旧有框架，依旧沿袭了旧政府的治理模式。无论是征收粮食与税款，还是审理案件，均未能真正将服务民众的宗旨付诸实践。对此，民众普遍表示不满，纷纷批评新县政府只是“换汤不换药”。
得知相关消息后，毛泽东迅即致信宛希先，明确指出：“部队派遣县长之举不妥。新成立的政权不可照搬国民党的旧模式。应当建立工农兵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并确保商业店铺、邮政局、医院和学校的安全。”宛希先将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了陈皓，陈皓对此不敢有丝毫懈怠。宛希先随即动员人员深入县城及乡村，广泛发动群众，并迅速成立了工会、农会、赤卫队等组织。1927年11月28日，工人、农民和士兵选出的代表们，共同组织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被任命为主席。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首个县级工农兵政府。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不久，湘军吴尚的第8军便向茶陵发起了攻势。在成功击退敌人的进攻后，为了预防敌人的再度来袭，工农革命军果断地撤离了茶陵县城。在此期间，团长陈皓对革命的前景感到悲观，产生了叛逃至国民党军方鼎英部的念头。毛泽东闻讯后，立刻下令追赶陈皓及其同党，并将全体工农革命军安全带回了宁冈砻市。
首先，是战斗以消灭敌人；其次，是打击土豪劣绅以筹集资金；最后，是深入群众工作。这一“三大任务”的提出，使全体干部与战士对革命的本质与方式进行更深刻的理解，他们认识到革命不仅仅是单纯的战斗，还包括筹款与群众工作。自此之后，工农革命军的干部与战士在执行任务时，自觉地将战斗与群众工作紧密结合。
自“三大任务”提出以来，各级党组织与工农革命军纷纷深入民间，大力宣讲党的方针政策，致力于将群众组织起来并武装他们，协助群众构建革命政权。群众逐渐认识到，共产党及其引领的工农革命军，正是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伴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不断演变，“三大任务”的内容亦在不同阶段得到了充实与拓展，人民军队与民众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
发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刻烙印了人民军队的鲜明属性。
1927年10月23日，毛泽东率部出发，带领工农革命军一部向桂东地区展开游击战。然而，当队伍抵达长岗坪时，由于警惕性不足，不幸遭遇了遂川县反动势力、靖卫团团长肖家壁所部突如其来的袭击，导致我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鉴于此，毛泽东毅然决定率部返回井冈山。在行军途中，毛泽东决定拜访尚未见面的井冈山农民自卫军领袖王佐，他深知若想在井冈山稳固立足，必须赢得王佐的支持。
此刻，鉴于部队后勤补给遭遇重大困境，战士们时常面临饥饿，队伍中开始出现一些不良现象。某日行军之际，走在队伍前列的战士眼见山野间红薯成熟，竟不顾纪律约束，纷纷涌向地里，肆意挖掘，将红薯地踏得狼藉一片。正当战士们围坐一团享用红薯时，毛泽东从队伍后方疾步赶来，目睹这一幕，他语气严肃地指出：“几颗红薯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反映了军队的作风与纪律。我们身为代表工农利益的革命军队，更应具备铁一般的纪律。唯有不侵犯群众利益，方能赢得群众的信赖！”随后，他命令大家按照市价进行赔偿，众人遂将赔偿金连同写好的信件一同埋入红薯地里。
抵达荆竹山后，在会晤王佐之前，毛泽东向全体指战员发表动员讲话，强调王佐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深受爱戴。他要求大家务必与王佐的部队及山上的民众保持良好关系。紧接着，他提出了最初的三项纪律：“一是行动必须服从指挥；二是筹措资金，打土豪所获必须归公；三是绝不能侵犯民众利益，哪怕是拿走一块红薯也不可。”
1928年1月5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一部攻克了遂川县城，不仅支持了万安县的暴动，还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占领县城后，部队广泛开展宣传活动，积极发动农民打土豪、筹款子。但在实施过程中，有的战士连普通商人和小贩的货物也没收，还有的甚至把药店的戥称也没收了，引起了普通商人的不满。毛泽东在城里进行调研时，了解到群众对部队的一些不好的反映，于是就把部队集合在遂川县城的李家坪，向工农革命军宣布了保护中小商人的“六项注意”：一、还门板；二、捆稻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六、不打人骂人。
一、进屋时轻手轻脚，避免损坏门板；二、铺设床铺时注意草料捆绑，以免浪费；三、与人交谈时保持和气；四、交易公平，不得欺诈；五、借用物品后务必归还；六、如有损坏物品，必须赔偿。
此次，毛泽东对原有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进行了局部调整，例如，将三大纪律中的第三条“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修订为“不拿工农一点东西”等。将“三大纪律”与“六项注意”相互配合施行，构筑起一套更加系统而完备的纪律体系。这不仅凸显了工农革命军队令行禁止的严谨作风，同时也为全体官兵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行为规范，使官兵们能够更精确地界定行为界限。至此，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为核心的人民军队纪律制度框架已基本确立。
5月4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成立大会隆重举行。会上，毛泽东同志庄严宣读《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严格要求全体官兵切实遵照执行。自此，《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正式确立，成为革命军队的铁律。
沐浴时避让女性。此外，有战士偏好搜查俘虏财物以取烟抽，毛泽东于是又增补了第八条：不得私搜俘虏随身财物。最终，这八项注意与三大纪律共同构成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一、言行举止要和善；二、交易公平公正；三、借用物品后须归还；四、损坏物品应赔偿；五、禁止殴打和侮辱他人；六、保护庄稼，不使其受到损害；七、尊重妇女，严禁调戏；八、对待俘虏不得虐待。自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定得以确定，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颁布实施以来，部队持续推出了诸多战时及常规纪律规范。这些纪律不仅成为军队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更构筑了人民军队坚不可摧的政治命脉。凭借严明的纪律约束，人民军队得以持续成长与壮大。
发布《党代表工作纲要》，为军队政治工作的坚实基础奠定基石。
在实施三湾改编之际，我党已正式确立“连以上单位设立党代表”的根基制度。红四军组建之后，为了进一步强化党对军队的领导核心作用，毛泽东同志亲自为红四军量身定制了《党代表工作大纲》。该大纲涵盖了党的指导、军队建设、民众工作、报告撰写以及民众调查等五个方面。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首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红四军各级党代表的职责、任务、工作方法和个人素质等方面，均作出了明确而详尽的规定。
首先，明确了党代表的职责与使命。《党代表工作大纲》明确规定，党代表肩负着在军队中代表党的重任，其言行举止均需对党忠诚。党代表需积极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在军队与民众中广泛吸收党员与团员，强化组织建设，紧密团结群众于党的组织周围。党代表还需不断提升自我修养，在多个层面发挥模范引领作用。党代表由党委委派，主要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亦需协助军事指挥官处理军事事务。
其次，明确了党代表的工作方法。首先，党代表需熟练运用授课、演讲、会议、座谈以及个别谈话等形式，向士兵传达党的方针和政策，提升士兵们的思想认识。例如，通过向士兵学员讲解《共产党纲领》、《如何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等教材，在学员中推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思想，使士兵明白他们是在为自己的阶级——工人、农民而战斗。党代表还需参与士兵委员会的运作，协助士兵学习文化知识，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在战时，党代表需做好充分的战前动员，激励战士们为阶级利益勇敢献身。其次，在战斗中，党代表应身先士卒，率先冲锋，勇猛杀敌。以特务连的党代表罗荣桓为例，在战斗中他总是冲锋在前。战斗结束后，罗荣桓及时调查了解战况，协助受伤和失踪的战士扛枪。此外，党代表还需做好群众工作。这包括对士兵群众和普通民众的工作。党代表需向士兵群众阐明，他们来自工人、农民和平民，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受压迫和剥削的群体，与工人农民同属一个大家庭。同时，党代表也要向普通民众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
第三，我们确立了党代表的请示报告及调查研究机制。请示报告机制规定，党代表需随时向上级汇报工作，并听取下级反馈，以确保上下级沟通无阻，及时获取信息。调查研究机制则要求党代表关注开展军队和民间的调研工作。军队调查主要涵盖士兵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党在士兵中的发展状况，以及官兵参与群众运动的情况等。民间调查则分为政治和经济两大类。政治调查旨在深入了解旧政治机关的组织结构、反动武装的构成，以及旧政治机关所采取的反动措施和罪行。经济调查则着重掌握土地分配比例、苛捐杂税的种类，以及田租、利息的高低等。作为红4军的党代表，毛泽东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在井冈山根据地期间，他撰写了《宁冈调查》《永兴调查》等报告，为全面了解部队和地方的实际状况提供了详实可靠的依据。
《党代表工作大纲》的发布，激发了各级党代表投身思想政治工作的热情。他们以无产阶级思想为指导，对干部和战士进行教育引导，助力他们确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革命必胜的信念，从而为加强党对部队的思想引领和部队的集中统一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宣传贯彻执行党纪军规，是筑牢纪律建设生命线的根本任务。一旦党纪军规得以确立，就必须坚决执行，毫不动摇。
即便赔偿的新缸不及旧缸光滑，只要能够赔偿，群众便不会有任何怨言。
“我们走进一家小铺，店内摆放着各种物品：几根针、几条线、几个红薯、几双鞋子、几张纸、几束禾草……每样物品旁边都附有醒目的说明，‘这些物品，即便是一根针、一个红薯，也不能私自拿走’。为了阐释‘借物需归还、损坏需赔偿’的原则，我们又展示了一块门板、一个破坛子和一个破碗。而为了体现‘红军要帮助孤寡老弱百姓挑水、扫地’的宗旨，我们又放置了一个水桶和一把扫帚。总的来说，虽然物品不多，但每一件都是实物，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涵逐一呈现出来。”
宣传与执行纪律，构成了纪律建设中的两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关键步骤。为了确保纪律得到切实执行，工农革命军特地成立了纪律检查组，该组负责对各个部队的纪律遵守情况进行严格审查，并针对不同的违纪情况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以红4军31团团长朱云卿和党代表何挺颖为例，他们经过重重困难，成功筹集了700银元，从白区商人手中购得了超过600斤的食盐。随后，他们指派1连1排1班的班长王耀南带领战士们前往搬运。然而，在返回途中，食盐不幸被当地靖卫队劫走，王耀南因严重失职而需承担相应的责任。
此案上报至军长朱德处，起初，他赞同了朱云卿所提出的对王耀南执行枪决的处置建议。然而，在警卫班战士萧新槐的多次恳切请求下，朱德最终宽恕了王耀南的死罪，尽管如此，仍对其施以四十军棍的惩戒，并要求他戴罪立功——运用其掌握的熬盐技艺，从硝盐中提炼出食盐。五日之后，王耀南成功提炼出数十斤食盐，以实际行动完成了赎罪与立功的双重目标。
当时粮食极度紧张，毛泽东便与战士们一起采摘野菜，他还风趣地说：“野菜虽苦，却富含政治营养。”为了节省油脂，他在夜间点灯撰写文章时，仅使用一根灯芯。朱新春还生动地讲述了朱德将军带领包括朱良才在内的战士们一起挑运粮食的故事。朱良才所撰写的《朱德的扁担》一文，后来更是被选入了中小学的语文教材。
工农革命军第1师副师长余贲民，因工作需要，被调任为一小型被服厂的厂长。面对这一职务变动，他毫无抱怨，坚定地服从组织的决定，并认真履行职责。在被服厂首批棉衣赶制完成之际，后方留守处主任邓允庭考虑到余贲民身患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特地建议他保留一套以防寒，但他的坚决拒绝让人动容。最终，这些棉衣顺利送至了前线士兵的手中。
他们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党纪军规，夯实了纪律的基石；构建了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强化了核心领导地位，从而锻造了一支忠诚于党、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正是这些有力的措施，使得红军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拥护和真挚爱戴，为成功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石。井冈山点燃的革命火焰，自此蔓延至全国，最终引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了胜利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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