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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庐山会议真相:首长们如何改变中国走向

2025-09-11 新闻动态 69

编者按:1959年4月,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作为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亲眼目睹和感受了刘少奇在此次庐山会议上既要捍卫党的团结,又期望纠正“左”倾偏差的复杂心境。以下内容系摘自《王光美访谈录》一书中的口述资料,部分内容已有所删减。

早在党的八大召开前,毛主席就提出他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且到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所以八大通过的党章里面有一个条款,说:“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毛主席后来说过,以后他就当那个名誉主席。对毛主席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一开始干部群众中有顾虑,可毛主席始终坚持。这样,在1958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就专门作了一个决议,同意毛主席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在中央酝酿二届人大人事安排时,朱德同志提议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具体负责二届人大人事安排工作的是中央书记处。当时小平同志是党的总书记,朱德同志给小平同志和书记处写了封信,信中说:“我认为,提名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最为适宜。他凭借其崇高的威望、卓越的能力以及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赢得了党内外、国内外革命人民的广泛敬仰,是普遍认可的选择。”

少奇同志在党的诸多会议上屡次谦让,力荐他人担任要职。经中央深思熟虑,最终决定提名少奇同志为国家主席候选人。1959年4月,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召开,全体与会者一致同意,将少奇同志作为中共中央向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推荐的国家主席候选人。

少奇同志对党的组织纪律有着坚定的认同,一旦党的决策既定,他便默默服从。毛泽东主席对此也给予了明确指示。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在党内负责日常工作的,我自认为其中之一,但我不直接处理日常事务,偶尔会过问,有时则放手。而长期负责此事的,无疑是少奇同志。每当我离京,都是他代为处理我的事务。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自延安时期便已如此,至今已有十年。在延安时,如我前往重庆,负责代我处理事务的便是少奇同志。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并非朱德同志不适宜,而是少奇同志更为合适。同时,朱德同志也强烈推荐少奇同志。”因此,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少奇同志成功当选为国家主席。

选举日来临,少奇同志在结束会议后返回家中。彼时,我们居住于中南海西楼甲楼,工作人员与家人纷纷涌出,与他握手致贺。然而,少奇同志仅向众人轻轻点头,面容上不见丝毫笑意,如往常一般举手示意,便径直步入自己的办公室。我并未向他道贺,我深知他的心境。他常言:“人民将信任赋予你,你便绝不能辜负这份重托。”彼时,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失衡,民众生活渐显困顿,国际上反华势力愈发猖獗。他是在国家危难之际受命担任国家主席,肩负的重任异常沉重,因而无法展露笑颜。

这年国庆节,《人民日报》等报纸第一次在头版刊登了毛主席、少奇同志两个人的标准像。少奇同志不同意登他的照片,说:“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党领导一切,毛主席是党的主席,所以登毛主席的照片就可以了。”有关部门提出这里有个对外的问题。毛主席当时就说不登不好,一定要登。有人提议毛主席的照片大一些,少奇同志的照片小一些。毛主席马上说:“为何要缩小?应同等大小!”最终,这一决定得以确立。自那以后,每逢国庆节,《人民日报》等媒体都会刊登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标准肖像,这一做法一直延续至“文化大革命”时期。

庐山会议的记忆犹新。记得1959年6月27日,我与少奇同志一同乘坐火车,自北京启程,目的地是武汉,再转往庐山。铁道部特派了一列专列,与我们一起的,除了少奇同志,还有朱德、彭德怀同志。而邓小平同志因腿部受伤,在家中休养,未能同行庐山之行。从北京至武昌的旅途中,每当专列停靠于大型车站,我们总能目睹堆积如山的废铁。夜间,有时亦能见到铁路两侧火光冲天,那是在进行大炼钢铁的活动。人们将大树锯成一段段,烧制成焦炭,进而用以炼铁。有时,少奇同志与我会下车散步,彭老总也偶尔会一同下来。我们在某一车站目睹了成堆的废铁,仔细辨认之下,发现其中许多是铁锅被砸碎后的铁片,这些都是为大炼钢铁而准备的。彭老总见到这一幕,显得非常愤怒,对这种做法表达了他的强烈不满。

抵达武汉后,我与少奇同志一同下榻于武昌,此处距离毛主席的住所相去不远。毛主席同样是在28日抵达武昌的。在此之前,他刚刚完成了对湖南的视察行程。6月29日,即抵达武汉的次日,毛主席特地通知少奇同志,邀请他前往一艘泊于长江之上的游船上举行会议。会议结束后,如有意愿,可一同在长江中畅游。主席特别叮嘱,亦希望我一同前往。我之所以能够游泳,得益于1954年在北戴河期间向毛主席学习的经历,因此,每当主席游泳之时,他总会邀请我一同参与。

会议在船上圆满结束后,主席便毫不犹豫地跃入水中畅游。由于少奇同志肩周炎发作,无法随行。我则跟随其后。毛主席见状,亲切地鼓励我:“来吧,下水感受一下水流,就不会再感到恐惧了。”一番畅游之后,我便回到了岸边。在更衣时,由于对当地部队安排的场地不够熟悉,我不慎绊倒,导致脚踝扭伤。

6月30日夜晚,相关部门安排了毛主席与少奇同志同乘一艘船只前往九江。该船上设有两大一小两间包舱,毛主席居住于宽敞的那间,而少奇同志与我则同住于较为狭小的另一间。

7月2日,庐山见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隆重召开。此次会议聚焦于深入总结“大跃进”运动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深刻教训。

分组讨论分为六个大区域。刘少奇同志被分配到中南小组。会议初期,氛围显得格外轻松。白天进行会议讨论,晚上则常举办舞会或文艺演出。由于多数同志是首次来到庐山,他们便在会议间隙纷纷游览观光。刘少奇同志曾在1927年大革命失利后于庐山疗养。三十年过去了,许多地方他已经不熟悉,因此他也渴望四处走走。有一天,刘少奇提出想要登上庐山之巅,俯瞰长江和鄱阳湖,我们便陪同他一同前往。途中,我们遇到了从山上走下来的毛泽东主席。主席远远看到我拄着拐杖,便关切地询问我的腿怎么了,我回答说是小事。之后,在几次不同的场合,我又几次遇到了主席,他的情绪都十分愉悦。他还戏称这次会议为“神仙会”。庐山会议的前半段确实进展顺利,不仅气氛轻松,而且大家都在积极总结经验,纠正“左”倾错误。

到了7月14日,彭德怀同志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有些话在当时看来是讲得比较尖锐的。7月16日,毛主席把彭总的信加了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在会议中予以分发。至此,众人方始得知彭总已向主席致信。当彭总的信件传至刘少奇同志处时,首先由秘书吴振英、刘振德等同志先行审阅。他们一致认为彭老总的信文措辞得体,反映了他们的心声,并赞扬彭总敢于直言进谏。会议随即进入了针对彭总信件的讨论环节。在讨论过程中,刘少奇同志并未对彭总的信件作出直接评价,而是提出了“成绩要充分肯定,缺点要彻底暴露”的观点。这一建议赢得了与会者的广泛认可。

7月23日的清晨,会务组突然传来紧急通知,宣布上午将召开全体大会,毛主席将发表讲话。这原本并非会议原定计划,因此,少奇同志前一晚直至深夜才服用安眠药入睡。得知是主席亲自召集的会议,我急忙将他唤醒。因安眠药仍效,他昏昏沉沉地前往会场。少奇同志会后归来,我即刻察觉到气氛的异样。与他一同参加会议的秘书吴振英同志,一回来便紧张地告知:“毛主席发怒了!在会上,主席对彭老总的信件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我们讨论许久,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到任何迹象。”

会议结束后,胡乔木同志与刘少奇同志一同来到了我们的住所。胡乔木同志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负责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文件初稿《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已经完成,旨在纠正一些过激的“左”倾思想。乔木同志告诉我,他昨晚服用了安眠药,今晨被紧急召回开会,至今仍感到头晕目眩。于是,我们三人在住所的小餐厅共进午餐。用餐期间,我听到他们讨论文件事宜。乔木提出,鉴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的文件是否仍然适用?是否应继续推进?少奇则回应道,文件应由你们继续完成。

后来会议上就开始批判彭老总了,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小集团。因为黄克诚同志(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张闻天同志(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周小舟同志(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支持彭总的意见,所以他们也在被批判之列,说他们是反党集团的成员。张闻天等同志曾来找少奇同志,说:这些情况我们上山后都给毛主席谈过,毛主席还称赞我们谈得好,现在怎么又批我们呢?少奇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你们还是认真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少奇同志一直惦记着原来的那个文件。他又找乔木,说,他提议,把反右倾的文件只发到省一级,不要向下传达,同时搞一个继续纠正“左”的错误的文件,发到县以下单位。少奇要乔木向毛主席转达他的提议。但会上批判彭总的火药味已经越来越浓了,乔木没敢向毛主席转达少奇的提议。后来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在总结经验时说到:如果当时上面反右,下面仍反“左”,情况要好多了。毛主席听说这事后批评胡乔木同志:“党的副主席有令,你理应将其完成,未完成实属不当。”

大约在七月下旬,毛主席的卫士给刘振德秘书拨通了电话,邀请我前往芦林水库一同游泳。我迅速找出了泳装。出门前,我感到有些凉意,于是又穿上了一双丝袜。少奇同志瞥了我一眼,说道:“哦,你还穿了丝袜!”芦林水库与毛主席居住的“美庐”相距不远。毛主席常在此游泳,有时还会邀请其他同志一同,边游边谈。据闻,前一天王任重同志便曾受邀与主席共游。我抵达芦林水库时,毛主席及几位同志正畅游水中。我向主席致意后,便下水游泳。休息时,毛主席关心地询问:“少奇同志的身体如何?”我回答:“少奇同志肩周炎尚未痊愈,近期因工作繁忙,他感到十分疲惫,所以未能参与活动。”毛主席严肃地说:“请你转告少奇同志,不要太紧张了!会议结束后,让他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

少奇同志这一段确实很紧张。毛主席批了彭总的信以后,少奇显得心情沉重,整天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不是看材料就是想问题,什么娱乐活动也不参加,每天要吃很多安眠药才能入睡。有一天凌晨,少奇吃了安眠药之后,又看了一会儿文件,站起来上厕所,突然“啪”一声摔倒在地上,而且他自己没有反应。我吃了一惊,赶紧打电话叫工作人员过来。大家七手八脚把少奇抬到床上。医生迅速为他号脉,量血压,没发现不正常,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少奇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医生估计他是吃多了安眠药。下午少奇起床,我告诉他当时的情形,他笑了笑说:“我不知道。”

林彪7月29日也上了庐山。他一发言就把调子上得很高,说彭德怀同志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毛主席又提议,要原来留在北京的一些中央和军队的干部上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这期间毛主席又几次约我去游泳。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来电话通知我去游泳,正好我去看含鄱口了,徐业夫还坐了汽车来找我。后来江青也上了庐山。她是从广州过来的,还带了几个帮助她摄影的摄影师。她上山后,整天忙着选景拍照。有一天,毛主席通知我和孩子们去芦林水库游泳。我们到了那里,见到江青,还有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的夫人水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夫人余叔也来了。大家说说笑笑,江青还为我们照了张合影。不一会儿,不知什么人打来电话,告诉江青说天上的云彩过来了,请她快去摄影。原来她已经在庐山仙人洞选好了景,派人在那里等着。她立即撂下我们走了。

于是我们就下水库游泳。毛主席也游了。游完泳上来已经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回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大家说:“请毛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主席哈哈一笑。我没想到,江青当着这么多人还有孩子们的面,说出这样的话,很是意外,只好装没听见,忙给她让座,问她摄影的情形,才使她平静下来。后来,毛主席为江青那天拍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了“暮色苍茫看劲松”的诗。

庐山会议中间发生180度的转变,实在很遗憾。我认为有很多因素。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像。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发动政变了。”在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还正式通知我国停止提供制造原子弹的设备。结合彭总在会议前率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数国并受到热烈欢迎等情况,有人认为他背后有国际势力支持,是在“为民请命”。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同志站在毛主席一边,也错误地批评了彭德怀同志。尽管刘少奇同志认为,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意见有误,也不算犯错,但他并不认同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彭总的行为让人感觉是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在引发党的分裂吗?刘少奇始终将党的团结视为最高原则。

在这段时间里,召开批判彭老总的会议屡见不鲜,气氛紧张到了极点,会议上的发言五花八门。期间,有些人对“大跃进”进行了全面肯定,甚至不再提及任何缺点。柯庆施等人甚至将是否设立农村公共食堂也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在庐山召开的批判彭总的会议上,毛主席通常不会出席。然而,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身为一线工作者,不得不参加,并且还需主持会议。有时,会场秩序混乱到无法继续进行,甚至有人企图攻击彭总,幸亏被刘少奇同志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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